小时候，爸爸在我的眼睛里是一个令人可怕的暴君。他教育子女极严，“棍棒下面出孝子”，是他的至理名言。只要爸爸在家里，全家人就会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我的作业也会早早完成，还要反复检查几遍。爸爸每天晚上喝酒之后，都要检查我的作业。虽然他不识几个字，但他会拿着我的课本，对照着我写的作业，一个字一个字的检查，发现一个错误，就要我靠墙罚站，双手高举。正因为如此，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不管写什么东西，都反复检查几遍。以致于我在电脑写文章成稿后，也要检查多遍。
我小时候，对爸爸印象最深的是他每天下班回来，都是一身泥土。他是一个瓦匠，每天都在建筑工地上辛苦工作，上下班就是一身工作服，上面总会沾着水泥白灰，只有衣服上泥垢多了以后，他才会脱下来让妈妈洗。妈妈洗不动，就用木棒捶，那时候不好洗的衣服，大都用木棒捶，我爸爸的衣服不用木棒捶是洗不净的。
爸爸特别爱喝酒，一天三顿都喝。我每天晚上有一个特别任务，就是用酒壶去小铺打酒，大多时是三两，有时是五两。一年四季，风雨不误，这个活我一直干到下乡的前一天。从我家到前街的小铺，要从房后的一条黑胡同里穿过去。有人讲，胡同里有两个屈死鬼，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把走路的人抓去当替身。吓得台山街的人一到了晚上谁也不敢从胡同里穿行。我每天都要去打酒，黑胡同不走也得走。有一次在黑胡同里因为看不到对面的人，被对面的人把我吓休克了，醒来精神失常了好几天。我在炕上躺了几天后精神就恢复了正常，智力也没有受到损害。
别看爸爸是暴君，但爸爸也有温情。
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，不小心染了伤寒病，在大连康复医院里昏迷了一个多星期。医生说：“这孩子没救了，应该放弃。”
爸爸不同意，要求继续抢救，终于把我抢救过来了。我在病床上醒来的第一眼看到的是爸爸，平时极其严厉的爸爸，此时却是一脸温情。他微笑着照顾我，喂我吃饭，喂我喝水，甚至比妈妈对我还好。可惜的是，当我出院以后，爸爸又恢复了暴君的形像。
1961年夏天，全家人已经连续两年吃不饱了，我们四兄弟都饿得皮包骨。我那一年才9岁，经常要跟着爸爸上山拾柴草。有一天，爸爸拿回来一袋淀粉，妈妈用野菜做了一锅淀粉汤，大连人管淀粉叫“粉子”，虽然汤里只有一点野菜，但淀粉汤让我感到稠稠的，特别有滋味。我就连喝了11大碗，感觉肚子挺饱，身上似乎也有了力气。
爸爸见我吃饱了，便带我上山拾柴草。没有想到，我还没有走到山上，这11碗汤全变成尿排出了体外。当我和爸爸拾够了柴草的时候，我一步也走不动了。爸爸慈爱地看着我，他把柴草捆在一起，又把我放在柴草捆上，一用力，连我带柴草扛在肩上就往家走。我趴在爸爸的背上，看到他脸上往下滴落豆粒大的汗珠，心想：爸爸真厉害，这么有力气！我哪里知道，爸爸当时也是在饥饿状态下，在毅力的坚持下才把我背回家的。
我读小学五年级的一天，跟着爸爸去老麻沟种地。我看到爸爸对我发出了赞许的笑容，便大着胆子离开了爸爸，一个人跑到山坡上捉蝈蝈。当我在草丛里好不容易捉住一只蝈蝈的时候，不小心突然踩塌一座坟墓掉了进去。
我发出了凄厉的惨叫，爸爸迅速冲到墓坑上把我拉了出来。爸爸看到我手里还捏着一只蝈蝈，他不但没恼反而还笑了。这可是爸爸难得的笑容，我的恐惧心理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爸爸让我在田头等一会儿，他走了不长时间就回来了，竟然给我带回一只蝈蝈笼子。笼子做得极其精巧，像一个缩微的阁楼。
爸爸把笼子递给我，说：“好好养着，有时间还可以再捉几只。”
要知道，爸爸难得一现的和气和笑容，是对我的最大奖励。从那以后，我又山上捉了几只蝈蝈，爸爸看到以后，都是鼓励，没有处罚。
我上初中以后，爸爸打骂我的次数明显减少，再也不检查我的作业了。其实，中学课本他已经看不懂了。1966年9月，我应该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，社会乱了，许多学生参加了“红卫兵”组织，整天搞运动，大串连，谁也不上课。爸爸对我说：“这些人干的都不是好事，咱们不参加。你到老麻沟种地，多种点地，咱们家就不挨饿，这是最实在的事。”
我听了爸爸的话，在大连郊区种了两年小片荒，那两年日子虽然也困难，但我们全家人可以吃饱，身体也都好了不少。1968年，我下乡到农村以后，马上就适应了农村劳动，这一切都得益于爸爸那一段时间对我的训练。
1968年10月，我乘火车离开了大连，到遥远的农村下乡了。在火车站上，爸爸对我说：“农村很苦，但也是人待的地方，好好干，有机会就回来。”他说话的时候眼圈里有泪花，但没有掉下来。
一年后，爸爸和妈妈带着全家也下乡了，我从宽甸转到了吉林省集安的一个农村生产队。爸爸看到我学会抽烟了，他心平气和地说：“你大了，我不能说你什么。咱们家生活很困难，你抽烟，可是要花钱的。”
看到爸爸如此和我讲道理，我把刚抽了一棵的一包“迎春牌”香烟扔进灶坑里，我说：“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今后永远不再抽烟。”
因为这是我对爸爸承诺的誓言，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，我再也没有动过烟。
1982年秋天，爸爸的家遭遇了火灾，全家的所有财产和九间房子全部烧毁了。我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爸爸说：“老大，没关系，火烧旺运，我们会重新把房子盖起来的，烧掉的钱财，我们再挣回来。”
爸爸的坚强带动我们全家人都十分坚强，没用上一年，烧毁的家园得以重建。新家建成以后，爸爸和妈妈落实了政策，又回到了大连。不久，全家的生活就得以改观。爸爸回到大连以后，他的瓦匠手艺仍然能发挥作用。当他老了以后，还找用工单位做更夫，继续为家庭做贡献。
2001年春天，妈妈突然患了癌症。我回到大连和弟弟们研究给妈妈治疗，就在我们给妈妈治疗期间，我突然发现爸爸变老了。他走路时腿似乎不利索了，而且不愿意和儿子们说话了，每天在他自己的小屋里听收音机。他喜欢京剧、喜欢评书，也愿意听国内外的新闻。
我感觉事情不对劲，安排他去医院检查。可是，多年不向我发火的爸爸，听到我让他去医院的时候，他火了，并告诉我：“我没病，你们别动员我去医院。把你妈的病想办法治好。”
爸爸和妈妈是一对欢喜怨家，夫妻俩这一辈子打架的时候多于和平的时候。不知为什么，老俩口无论怎么打，就是不离婚，夫唱妇随，相伴一生。如今，妈妈病了，爸爸比谁都急。
我对爸爸还是不放心，便安排表妹到大连照顾我父母。就在我妈妈病情得到控制并明显好转时候，爸爸却在2001年12月10日早晨，一点迹象也没有的情况下，突然离开了人世。
处理完爸爸的后事，我才发现，爸爸早就知道自己患了不治之症。他为了不让儿子们担心，就忍着病痛不作声，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。
爸爸走后，妈妈悲痛地说：“这老东西，他是害怕我先走了，他就抢到我头里了。”
也许是爸爸先走的原因，半年后，妈妈也离开了了我们。从此，我便成了孤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