水泥逢里的一株草,卑微得没有名字,仿佛封建时代没有自己字号的女子。
一条窄窄的缝隙,竟然萌发了一株生命。她似乎没有考虑生存空间的局促,也没有想象路人的践踏;她活着,担负着生儿育女的使命,还得给灰色单调的地面填一些调子。春天经她在灰色的画布上轻点一笔,冬的寒气就退避三舍,眼前的一点新芽,便绿了空间,绿了时间,绿了灵魂。
卑微得人们不知道他的名字,他是公交司机,四十五六岁的样子。我坐在前排座位上,欣赏着他熟练的驾驶技术。他的面前,放着一个搪瓷缸,里面盛有萝卜条咸菜和半个馒头。趁人多上车的时候,他咬几口馒头,夹几根咸菜,喝几口白开水,然后又专心致志的开车,脸上始终洋溢着满足感。
不知怎的,我竟然产生了与之聊天的欲望。他到挺健谈,听到我是老师,脸上现出羡慕的神色,表现出对文化人的崇拜,对好职业的向往。他在早晨六点发第一班车,五点从家里匆匆赶路,大约到十点,才有二十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。这段时间他得狼吞虎咽地把饭吃完,还得交接一些事务,然后又出发了。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,他行车的路线哪里有坑有洼,哪里的下水道井盖又被人偷了,哪里的马路又扒了,哪里的城管又撵路边的小商小贩了,他视力好得像录像机。尤其是一卖菜的郊区农民被城管把秤给折断了,把三轮车没收了对他刺激很大,同时对自己的稳定职业充满了敬畏。工资虽一千六七百块钱,在高房价的今天,大房子买不起已是铁定事实了。好在有几十平方的房子供三口人住着,孩子上高中,住校也节约了一定的空间。头疼脑热的有公费医疗,国家给交养老保险。虽然一天下来,腰酸背疼,但咱就是开车的命,就得把活干好。等孩子考上大学,找个好工作,自己也就满足了。
当司机师傅提示我到站时,我仍沉浸在他的话语中。公交车没入了车的河流,那位司机也没入了千万公交车司机的河流,普通的如一滴水般没有任何声息。
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。
三轮车里,孩子还在酣睡,仿佛外面的严冬与他是老相识,特意给他留了一个暖和的摇篮。夫妇俩给孩子掖紧了被子,又用棉被盖上要卖的菜,以防冻坏。一看就是郊区的菜农,太不容易了。本没想买菜的我驻足良久,买了五棵大白菜,三斤萝卜,几斤芹菜,直到我的自行车无法装载。他们极热情地帮我捆好,说着“感谢照顾”之类的话,又往我的车筐里抓了把芫荽。当丈夫调侃我想当菜贩子时,我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三轮车里熟睡的孩子,冻得有些红肿的粗糙的双手。我再次走下楼来,冬阳也怕冷,正要加快脚步回家取暖。那睡醒的孩子正蹦蹦哒哒的帮倒忙,也就三岁的样子。三口人收拾好剩余的菜,女人抱着孩子坐在车斗里,男人很有劲头地蹬着三轮车,隐隐约约还传来“妹妹坐船头”的曲调。
夕阳下,三个人的世界,三个人的剪影,三个人的油画。
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。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诗人马丽华在藏北旅行,她借宿在仓姆决家。仓姆决家生活很苦。在这样的环境中借宿,诗人有许多优越感,她很可怜仓姆决。可诗人错了。在她们交谈时,仓姆决拉着诗人的手,连连说道:可怜的!可怜的!她认为,一个到处奔波的女人是世上最苦的女人。
世间万物,都有属于自己的境遇和生存方式,也许你的同情怜悯在对方则是坦然与满足,你不该以“我”为圆心,画一个圆,这圆再大,也是由半径决定的。何况,你不是太阳,地球怎能围绕你旋转?说不定真正可怜的正是你自身呢。
我猛地想起了那株草。
她没有深的根基,就那么一条缝,一撮土,我惊讶于她活着,更惊讶于活得那么健康,活得那么从容,活得那么满足。年复一年,芽照样发,叶照样绿,还会子孙满堂。她知道,既然造化孕育了这颗种子,让她探出头欣赏这世界,呼吸空气,享受阳光,接受风雨,那她就得活着,活在自己的春天里,埋在自己的冬季里,虽然她是一株草,卑微得没有名字。
有时,行人有意无意地踏上一脚,她痛苦地缩紧身子,四肢全都贴到地上。她知道,从土里出生的东西,肯定会在土里埋葬。只有紧靠母体,她才能承受住生命之轻,承受住生活之重,才会在一场雨后重整河山,让人们去衡量一株草的生命厚度。
她是一株草,没有名字,她在四季里活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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